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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仁惠

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（1900年6月16日），大约巳时，位于前门大栅栏的老德记药房起火，殃及了附近的正阳门箭楼。此火由义和团所纵，居民试图扑救，却被阻止。七月，八国联军攻城，八月“天火自焚”，正阳门烧为灰烬。官员请命修复，慈禧批允。但正阳门的修复工程遭遇木材、舆论等重重困难，它的遭遇仿佛映射着清室的命运。昔日只向皇室开放的正阳门内城正门，在经历磨难后，不再神圣化，清廷作为统治者树立的权威渐渐减弱，民众地位提升。《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》以此为始。

几年后，慈禧在与日本驻华大使夫人内田政子的一次交谈中，了解到日本女学之盛，从此埋下了“振兴女学”的种子。彼时，在“兴女学”潮流之下的晚清社会中，涌现了许多女子学堂。初响名号的育女学堂和毓正女学堂没能掀起什么水花，后来传出宫廷将建设“毓坤总学会”的消息，却又因几起学生发动的社会事件不了了之。1905年，刚被任命为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的端方在觐见慈禧时，大力强调女学堂的重要性，正合慈禧心意。当时清廷想要参照日本的华族女学校开始筹办皇族女学，名为“贵胄女学堂”。兴建过程中有很多阻力，如张之洞等人的极力反对、鹿传霖的奏章、社会舆论对于女学堂的置喙，慈禧几次动摇。另外1907年秋瑾案件也成为了批评女子教育的借口。历时数年，最终只以一个《奏定女学堂章程》惨淡收尾。

自上而下推动的建设工程则不全以失败告终。端方作为出洋考察宪政大臣，在清廷的鼎力支持下，曾出访选购了一些动物，参照西方动物园，打造了一个名为“万牲园”的服务于上层统治者和文化人士的休憩空间。1907年，万牲园开设。园内设立动物园、植物园、博物馆、茶馆、餐厅、照相馆等。根据端方的采购清单，动物园里有美国鳄鱼、袋鼠、大象等，这些也是现在人们逛动物园普遍重点观赏的动物；照相馆不允许游客自带相机入园，这条规定和当今的一些旅游景点“不允许自带饮品”一样，充满了商业头脑；另外还高价出售“博览园二十四景”，听起来像是今天意义上的明信片。对于游客的穿着和举止，万牲园也有一定的规定，在这里袒胸露背、大声疾呼是不被允许的，如同参观天主教堂不允许穿膝盖以上的裤子一样。这也揭示了晚清社会现代化的一隅。

除了实体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外，以彭翼仲创办的白话体报纸《京话日报》为例，此类报刊的出现创造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共舆论空间。在报纸创办之初，彭翼仲设立的目标读者是一些度日艰难的人，并多次进行演说以宣扬其实际作用。报纸起初并不受欢迎，销量低迷，但随着慈禧的关注、外国使馆对于北京报刊舆论的关注，渐渐有了名气。报纸紧跟时事，开启民智，引导舆论，还起到了监督社会舆论、促进公益事业、互通上下关系的作用。刊登于《京话日报》的“张傻子虐妓案”引用多个读者来稿，采用群众视角，举报张傻子的罪行，并为受害者谋寻出路，募捐救助。“满族妇女惠兴兴办女学因经费短缺而自杀的案件”被《北京女报》的主笔人张毓书偶然看到，将此事改为白话文在《北京女报》发表，发起针对女学的筹款募捐活动。

与此同时，这些案件的警世意义也被各大名伶关注到，紧跟时事的新戏曲随之兴起。1914年，由“张傻子虐妓案”改编的戏曲《孽海波澜》由梅兰芳排演，自此出现了时事新戏的概念；“惠兴自杀案”经由《北京女报》创办人张展云等人的助推，找到了名伶田际云开演义务戏，编演《惠兴女士传》，义演得来的钱捐赠给经费不足的女学堂。女性教育得以推进，继承了惠兴的遗愿。此外，文学作品此起彼伏，刊登于《京话日报》上的凶杀悬案“春阿氏案”被改编为小说《春阿氏》，颇有现代侦探小说的意味，其中也蕴含了人们对司法系统的思考。

晚清北京的法制系统也可以在“前清尚书陈璧之侄陈绳被害案”中找到一些轮廓。此案在报纸上及时地公布进展，采用了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，并有档案、书信等作为辅助材料进行分析。从案件发生、嫌疑人初步锁定、杀人证据比对、推翻供证、嫌疑人自证清白、多次审讯、更换律师到重新锁定嫌疑人、处决主犯，历经三年，经过两级审判和二十四次公审才得以结案。此案结束后被改编为家庭政治剧，虽被禁演，但展现了晚清司法案件的审理全貌。

可以说，在晚清北京文化空间的设立中，各个社会群体都是推波助澜的一员，包括，慈禧作为“统治者”的女性视角，清廷及官员的支持，报刊创立者、戏剧演员的启蒙意识，文化人士的前仆后继，民众的积极互动……在整个过程中既有夭折，也有开创。从本书罗列的种种史料中可以看出，现代社会的雏形已基本显现。近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在晚清北京的新戏剧、新式舞台、新教育、新学堂、新公园、新报刊中得以窥见和探寻。回到今日，也许在北京城的咖啡馆里喝美式、逛动物园、在故宫购买明信片的人们，又或是在微博上关注社会事件、看话剧、看以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、读侦探小说的人们，终有一日会与处于平行时空的晚清北京民众交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