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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邱华栋

吴重生是一个媒体记者出身的作家诗人，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。中国传媒人里的文学人，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文学写作力量。

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有很多大作家，都是从当时的报纸媒体副刊上“走”出来的。吴重生是各大报纸副刊的老作者。可以说，吴重生的写作和他《捕云录》《捕星录》这两本新书的出版体现了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“媒体人文学”的重要价值。

中国的报纸副刊及其作者群体，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，具有深远的影响。如吴重生曾专程赴上海拜访过的浦江乡贤张林岚先生，离休前曾长期担任《新民晚报》副总编辑，他给“夜光杯”副刊撰写“月下小品”专栏，20年中写了近4000篇。长期以来，包括《人民日报》的“大地”副刊在内，都把副刊作为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、联系广大读者的桥梁和纽带。限于篇幅，报纸副刊一般以发表散文、诗歌、杂文和小品文为主。近十年来，吴重生的文章频频见报于各大报纸的副刊版面，充分印证了他的勤奋和才华。我想，也许这与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，重视报纸阅读有关吧！记者可以成为作家，但并非所有的记者都能够成为作家。

散文和诗歌内容的涉猎之广，视野之宏大和思想之深刻，体现了重生作为一个媒体人炽热而广博的情怀。文学和重生之间，是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。作为记者，重生不但坚持做现场记录者，而且坚持做铁肩担道义的“飘萍传人”。丰富的新闻实践也成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取之不尽的素材。笔触之广、记人之真、记事之细、记情之专，使吴重生的散文和诗歌充盈着生命的张力。

重生是浙江人，他的文字特别清新细腻，能捕捉到自身及他人非常微妙的心理变化，还有人物瞬间的美感等。这种捕捉能力实非一日之功。他左手文学创作，右手新闻写作，双手并用写字画画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这种写作状态，是重生生命状态的重组成部分，体现了他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重生来自素有“中国书画之乡”美誉的浙江浦江。他的身上有一种浙江才子的灵动之气、江南士子的儒雅之风。《捕星录》这部诗集的第一首诗写的就是京杭大运河。在地理上，京杭大运河把北京和杭州连通起来，成为古代中国南北经济交融的“大动脉”；在文化上，京杭大运河把南北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碰撞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重生本身就是一条河流。说他是“运河之子”应该是很贴切的。他把《大运河是条太阳河》一诗选作《捕星录》的开篇之作，也暗示了他从江浙到北京的文学背景和文化背景。

重生的诗非常清澈，语言上非常明快，既有江浙青山秀水的灵动，也有京杭大运河的雄浑气质，这让他的诗非常有特点。宏阔的视野，深度的哲思和凝视，非常具体地关联着他诗歌的本质。他的创作实践证明，只要心中有爱，眼里有光，笔下有情，当代诗歌走向未来，有着多种面向和无限可能。

重生有一个观点：应该将“文史哲不分家”定义为“哲史文不分家”。一位诗人，首先对生命要有终极意义上的哲学思考，同时要有深厚的史学修养，才可以下笔为诗。否则，他的诗只能是辞藻的堆砌和技巧的运用。如果说文学是人学，那么诗歌就是哲学。吴重生有一首诗，叫作《我找回昆仑山子民的身份》。他就是在对自我的寻找中不断“走向内心”，重新定义人和诗歌的。

重生的这两本新书：散文集《捕云录》，诗集《捕星录》，恰好表达了他摘星捕云的动感、能力以及他对美的敏感。这两本书在重生五十岁的人生节点上出版，作为他的同行、同道、朋友，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，相信他以后会越写越好。